近年来，我国教育智库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由于便于汲取高校和社会两方面的资源优势，高校与社会机构合作共建的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仍有很多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亟待进一步转型升级。
五方面转型势在必行
第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转型。研究人员应由重学历向重阅历转变。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的主体是由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组成，很少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西方智库建设在“旋转门”机制的推动下，其研究人员除应有一定的学历外，还十分重视阅历，即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经历越丰富、人脉越广，越受智库欢迎，这也是由智库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阅历不足是我国很多教育智库专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今后应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
第二，研究内容转型。研究内容应由以注重学术理论问题研究为主，向以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转变。重点要围绕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前沿，自主开展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教育政策的历史与沿革研究以及重大议题的前瞻性与储备性研究；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教育政策急需，开展教育政策热点和难点问题研究、重大教育政策专题研究以及各种中长期或应急性的重大课题研究和案例总结研究；还要围绕重大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重大政策的比较研究，政策实施过程跟踪评价、政策调适、风险预估与防范等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手段转型。研究方法手段应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转变。《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以往，教育科研工作者在做研究时，普遍采用的技术方式还是传统文献研究，也有一些采用问卷调查研究。但在大数据时代，教育智库工作者必须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进行工作，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远距离的调研与交流。
第四，成果应用方向转型。应由注重学术理论成果发表向重视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转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大多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并且有了研究成果选择公开发表，虽然有些成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价值，但是很多成果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并未发挥应有的经济社会价值。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应充分发挥政策建言和舆论引导功能，提升教育研究的社会服务品质。
第五，科研组织形式转型。科研组织形式应由单学科、个体化的科研组织形式向跨学科、组织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转变。正如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曾指出的，“智库，胜在智，强在库。这个智，不单单是锦囊妙计，而是智慧谋略；这个库，超越了‘幕僚’‘师爷’层面，体现为系统的组织性力量”。
充分发挥共建优势
第一，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应充分发挥高校原有科研机构优势，明确内涵、拓展外延。智库建设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个方面，随着“智库热”的兴起，智库建设不宜一哄而上，应充分发挥现有科研机构的基础和潜能，释放活力。以湖北省为例，高校数量众多，各综合性大学都有较为完备的科研机构层次和布局，数量多、范围广，具备较好的研究基础、较强的人才队伍、较为集中的问题凝练和一定的决策咨询经验。高校合作类智库应充分发挥高校原有科研机构的实力，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形成高校、政府、企业多方联动。
第二，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建设应发挥既有学科优势，点面结合、多方推进。学科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知识分类的基本建制，迄今为止还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离开学科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校最优质的科研成果基本来自于自身的优势特色学科，这是高校自身科研实力和学科背景的集中体现。优势特色学科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知识支撑、人才支撑、管理支撑和平台支撑。
第三，高校合作类教育智库建设应切实瞄准重大问题和需求，强调协同、突出特色。问题导向是智库的一个本质特征。突出问题意识，坚持需求牵引，善于敏锐地发现社会热点难点、重大现实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并能够针对问题聚集起一流的专家队伍，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在国际、国内发出声音，这也是高水平智库建设基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