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课堂遇见智能时代：三师协同，
向未来生长
本期主持人 / 周洪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副组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在教育数字化浪潮与人机协同发展趋势愈演愈烈的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课堂正经历着从“传统讲授”到“协同共生”的深层次变革。“三师课堂”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本土教育创新的实践答卷，以“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为核心架构，以“知—行—创”为教学流程，建构了人智协同交互教学模式，交出一份兼具本土情怀与未来视野的答卷。它是一场指向教育生态重构的范式革命：让教师从重复劳动中抽身，回归方向设定与生命对话；让学生从被动接收中觉醒，在“即知即传”中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双重成长；让AI从工具升维为“认知伙伴”，在数据与算法背后始终托举育人初心。三者互为支架、循环赋能，共同把班级建构成一个“共学、共事、共修养”的学习共同体，使大规模因材施教第一次具备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课堂方案。
追根溯源，“三师课堂”不是凭空而降的技术拼装，而是百年中国教育思想与时代需求的一次隔空握手。陶行知在1923年连续提出“师生共生活”“小先生制”的前身“连环教学法”，以“共学、共事、共修养”打破师道尊严的藩篱；1934年正式提出并推行“小先生制”，用“即知即传人”把儿童推向知识流动的中心。百年之后，人工智能让“共生活”突破时空，让“小先生”拥有无限学伴，让“教学做合一”在虚实融合的场景里随时发生。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本土与世界，在同一间教室里“握手言和”，凝成“三师课堂”最深层的精神血脉——以技术之长，补教育之短；以共学之名，向未来生长。
从理论视野看，“三师课堂”是一次多学科、跨范式的整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价值底座，“天下大同”“教学相长”“知行合一”等基因，让“三师”结构天然携带共同体情怀与道德关切；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其科学方法论——用普遍联系与对立统一的眼光审视“师—生—机”三重关系，确立“人主机辅、人决策机执行”的伦理序位；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贡献操作框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课堂微层面转化为“知—行—创”三阶递进流程，使课堂从知识传递场跃升为生命实践场；当代教育心理学给出实证支撑，ICAP（交互—建构—主动—被动）框架证实“小先生”所蕴含的同伴交互学习处于参与度顶端，为“以教人者教己”提供可测量的国际证据；人机协同教育理论则把AI从“工具”推向“认知共生体”，让算法、数据与教师的专业智慧、学生的社会情感交织成新的教育生产力。五大源流交汇，使“三师课堂”既有文化根脉，又有学理骨骼，更有技术血肉，形成“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立当下之基、拓未来之境”的鲜明气质。
站在课堂内部，我们看见的是流程再造：20分钟“知”的精准输入、15至20分钟“行”的协作探究、10分钟左右“创”的迁移创新，时间与目标严丝合缝；个体自学—小组互学—全班共学—生活践学四级递进，让学习在真实情境里螺旋上升；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五维同育，使核心素养不再是文件里的抽象词汇，而是每节课可感、可测、可生长的具体表现。站在课堂外部，我们看见的是关系重塑：教师与AI结成“专业成长共同体”，教师借算法看见每个孩子的“最近发展区”，AI借教师的经验迭代更懂教育的算法；学生与AI结成“自主学习共同体”，错题即时归因、资源千人千面、路径动态生成；学生与学生结成“同伴教学共同体”，在互教互学中完成从“学会”到“会学”的跃迁。
从课堂向外生长，我们看见的是区域扎根。2026年，“三师课堂”正从局部探索迈向区域制度化推进。西安市将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要点，在全学段、全学科开展“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三元协同实践。武汉市硚口区同样将“推广‘三师课堂’教学模式”作为深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抓手，提出深化中小学“好课堂、好作业、好课后服务”的“四有课堂”实践。多地的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该模式在推动课堂变革、促进全面发展方面的实践价值，为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区域样本，实现了对教育部探索构建“师—生—机三元协同”未来课堂最新要求的主动响应和生动实践。“三师课堂”作为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变革的创新探索，正成为推动育人方式深度转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来自课堂教学一线的实践智慧与创新力量。
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正加速教育权力、认知责任与文化资本的再分配。“三师课堂”以中国方案回应世界命题：当技术不断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教育的核心就不再是“谁来教”，而是“怎样让学习真正发生”；当机器可以瞬间生成教案、习题甚至“教师”，人类更应回归情感、价值与创造力，让“人师”不可被替代的部分愈发清晰。我们愿意把“三师课堂”作为一块抛向国际教育湖面的石子，让源自中国本土的“小先生”与世界对话，让人工智能在东方课堂里找到“向善”的坐标，也让全球教育治理听见中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