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艳 | 体制化与个体抗争：高校女性学者日常生活研究

摘要：学者的传统生活表现为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保持精神丰饶和内心宁静。然而，“学术锦标赛”制度下的中国高校学者的日常生活面临体制化挑战，女性学者的处境尤其艰难。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权力批判理论为基础，以一所“211工程”高校为个案，对6名人文社科类女教授的日常生活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时空结构，表现出清教徒式节制自律的生活风格；女性学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在沉沦与奋进之间自我意识的挣扎、在两性及多重社会关系之间经历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情形；她们常采取去性别化思维与行为方式谋求专业发展。在既定社会结构和体制压力下，女性学者通过对自我的重新界定和对学者身份的自我确信来对抗匿名化与客体化，以此建构个人主体性。女性学者走向自我实现，需要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结合起来，采取解放的日常生活策略：在合作中抗争、采用整合的全人视角、创造意义共同体。

关键词：女性学者；高校女教师；日常生活批判；主体性；批判理论

《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男女教育成就平等方面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经济收入平等和政治赋权方面仍存在巨大的男女差异。[1]高校教师，尤其是高水平高校的教师，被看作知识精英，在社会分层中属于中产阶层。高校女教师是女学者的主要代表，人数约占高校专任教师的半壁江山，她们的生活状态可以折射出知识界和学术界中社会性别平等的状态。现有研究多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揭示高校女教师面临的职业发展困境，如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多重角色冲突[2]、事业与家庭双重压力的角色超载[3]121、成就动机较低[4]、在高校权力谱系中“尖端缺损”[5]、学术话语权缺失[3]122、晋升遭遇玻璃天花板障碍等。

这些研究揭示了或显或隐的社会包括家庭中不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消极影响，然而，其中缺乏女性自身的视角和声音。同时，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宏观或中观层面的体制因素与制度分析，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入手揭示女性学者日常生存状态的研究较少。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6]：

日常生活并非像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附着在社会结构上的零碎部件和缺乏历史重要性的琐碎细节，而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切切实实地揭示了每个人被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不断流动和生成的现实样态，成为承载社会关系进行“个体再生产”的“座架”。本文聚焦于中国高校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她们的生存体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生活方式的改变，以期推进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更加平等和女性进一步解放。

传统地看，学者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考中，获取非物质乐趣的人。这一职业具有以精神生活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了保持思考的冷静与独立，学者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保持精神丰饶和内心宁静，保持某种程度的与现实世界诸多物质利益诱惑的距离感和超越感，保持某种与热闹喧嚣的各种时髦潮流相疏离的一种旁观态度，甚至是一种自愿被放逐和被遗忘的姿态。

(一)学者日常生活的传统特性

学者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一方面，具有相对的时间自主支配性，他们自主设定长期目标，自主安排每日事务；另一方面，具有规律性、周期性、计划性，形成了比较固定、甚至刻板的日常生活模式。其中，康德(Immanuel Kant)的日常生活最为典型。恰如施杜里希(Hans J. Storig)所述[7]：

现代学者由于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种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康德式非常严格自律、节制的规律生活。然而，康德式生活依然体现现代人文学者日常生活中最核心的要素—简单生活、专注于工作(教学、思考与写作)、保持与他人的联系、保持自我的和谐(通过闲暇)和对身体的看护。

(二)“学术锦标赛”制度下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面临挑战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被理性建构起来的各种层级的科层组织与相应的非人格化制度所支配，高等教育也处于一种体制化日盛的时代进程之中。体制化机构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以效率为目标，体现出精于控制和长于计算的工具理性。为应对不断升级的全球化竞争，中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驱动下，也日益走上效率至上和量化管理的体制化之轨。

注重经济效益和性能评估的“学术资本主义”冲击着高校传统自主权。高校为提升学术生产力，在晋升考核、薪酬发放等方面不断加强和提高对教师科研成果的量化评价标准，形成“学术锦标赛”制度。这一制度将学者置于不间断的量化评价压力之下，学校层次越高，压力越甚。与此同时，高校行政化趋势不断加剧，资源分配和制定规则的权力向学校顶层与职能部门集中，普通教师日渐失去对自主工作的控制权，似乎成为学术流水生产线上的“计件工”。高校教师所谓拥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已变成一种“幻象”，生活碎片化、忙碌的节奏失序使得他们产生了广泛的“时间焦虑症”。[8]

与此同时，男性主导的学术圈减少了女性的参与机会。无论在参与学校管理的行政权力方面，还是科研业绩所带来的学术权力方面，男性都处于中心和高层，女性通常处于边缘和低层，呈现出明显的性别隔离和角色固化状态。尤其是以工科为主导的大学，男性气质的组织文化和性别阶层化现象更加突出。[9]一项针对136位教师样本的研究表明：女教师获得副教授和教授时的年龄均大于男性。女教师晋升至教授时的年龄为44.8岁，男性为40.3岁，普遍晚于男性。[10]虽然，出类拔萃的女教师晋升概率会大幅增加，然而，她们在不利的竞争条件下获得的晋升机会是有代价的。事业与家庭必须双双圆满才符合“好女人”的形象，“缺事业”落入“不进取”的刻板印象中，“缺家庭”则落入“女强人”的刻板印象中。[11]58女性学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顾此失彼的“跷跷板效应”使得她们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处于持续紧张的角色冲突之中。

20世纪初，胡塞尔(Edmund G. A. Husserl)认为，科学已经陷入危机之中，它遗忘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胡塞尔呼吁要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同科学世界相比具有优先性，因为在生活世界中，人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12]作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日常生活，也处于现代性危机之中。

(一)时空：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结构

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广为人知。他认为：人被抛入世界之中，必须同共同在世的此在(即他人)打照面。[13]173－174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共在的方式如闲谈、好奇、贪图新奇、无所用心、不求甚解、模棱两可等。这些方式以常人的方式遮蔽了存在的本真性，是此在的沉沦状态。因此，此在所在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他说[13]182：

常人就是一种庸庸碌碌的平均化状态。“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13]184

列斐伏尔受到海德格尔影响，但是，他对于日常生活并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消极，而是更为辩证地去揭示现代日常生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他一方面对日常生活的异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指出日常生活中包含的希望和潜能。他尝试[14]：

1981年，列斐伏尔进一步概括和提炼了他早期的日常生活概念，提出日常生活表现为由身体实践而形成的独特时空关系，“空间与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15]。从时间来看，它既有重复性和循环性，同时又有不断发展和不可逆转的性质；从空间来看，身体是空间性的，它占有空间并拥有空间，遥远与附近的自然距离、亲近与疏远的人际距离不断与人的身体互动。时空因素成为理解日常生活的直接线索。

(二)主体性与关系：日常生活体验的深层要素

高校是一个比较强调个人业绩、成就本位的体制化场域。学者的个人生活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学校生活的制度化特征，强调工具理性、遵守规则、服从权威、目标导向。绩效压力、评估文化、规划学术背后的权力机制制造了个人之间的分散、疏离、竞争与封闭，使得体制对于个人的规训得以匿名化、自动化地运行，将人变成工具理性发达、情感枯竭的工作机器。这不可避免地倾轧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和自主性，造成学者日常生活的某种异化。

在教育体制中，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和自我体验是怎样的？她们是否体验到压抑、焦虑和自我怀疑？女性学者如何抗阻匿名化、去主体化的体制压力，建立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实现日常生活的突围？女性主义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研究表明：男性在与他人分离中建立自我，而女性的自我发展是在与他人建立、维系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女性通过亲密关系和关怀来建立自我意识。[16]176可见，关系对于女性学者的自我意识觉醒和主体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浸润在体制化压力之中，多重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群己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在时空转换的交织互动与碰撞过程中唤醒和重塑自我认知和自我身份认同，其中既有压制性因素，也有解放性因素。因此，自我、主体性和关系成为理解女性学者日常生活的深层要素。

(三)日常生活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近现代以来，学术研究和知识发展的科学主义倾向冲击着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使其在高校体系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人文社科类女性学者，则因为学科与性别而处于双重弱势地位。本文以高校人文社科类女教授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研究，描述女教授鲜活的日常生活故事和典型样态，揭示女性学者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层矛盾，并探讨女性学者突破性别刻板印象、实现整全生活的自我解放路径。另外，研究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稳之时。疫情之后，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有何改变，与之前的生活有何区别？这些改变对于理解中国学者的生存状态有何启发意义？这些问题也被穿插在研究中。

本研究以A大学的人文社科女性学者为研究对象。A大学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地处武汉，是“211工程”大学，属于中国高校的“第二梯队”，全国排名长期在50名左右浮动。据A校的内部资料显示，A校有专任教师1797名，其中女教师数约占一半有余；教授550人，其中女教授122人，女教授占教授比例为22.19％。2009年全国数据显示，中国高校中级职称男女人数分布没有显著差距，正高职称男女差距最大，其中正高职称女性只占25.68％。[17]A校尚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与其他高校相似，A校虽然女教师比例不低，但是，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配置中，男性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本研究主要关注A大学中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的6名女教授。有研究揭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高校女教师将学术职业视为“神圣的劳动工作”，她们试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而不是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别身份在其间完全被退隐和遮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高校女教师，体现了更多的重塑社会性别身份的冲突与矛盾。[18]126－133据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为：A校40—55岁人文社科类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具有博士学位，以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女教授为主；学科分布为教育学、经济学和文艺学等。另外，为勾勒出能代表大多数的“常人情况”，本研究选择家庭结构完整、育有子女的女教授。取样方法主要是方便抽样和目的抽样，6位教授样本与笔者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工作交集(见表1)。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数据。

伯格(Peter L. Berger)赋予日常生活现实凌驾于其他现实之上的特殊的至尊地位。日常生活以一种最沉重、最紧迫和最强烈的方式将自己置于意识之上，其特点是关注“此时此地”。日常生活的现实迫使个人必须全力投入其中；其他类型的现实仅以有限意义的“飞地”方式存在，被日常生活现实全面包裹，在需要时被回溯到日常生活现实中，就像是从远游中归来一样。[19]日常生活首要的特点便是与身体实践相伴随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

(一)规制与穿梭的时间节奏

访谈表明，女教授的生活方式是严格自律、专注奋斗、娱乐匮乏的清教徒式生活。多数女教授过着专注于工作的简单生活。无论是在家工作，还是在办公室工作，女教授的生活方式都是很自律的。她们有很强的节约时间意识，对于时间有比较严格的控制和计划。除了不承担教学工作以外，节假日也需要进行其他工作。在S教授看来，“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加班”“每周六都在办公室工作”“大年初一要赶回家写课题申报书，家里人都不理解”。即便她们已经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外部的评价压力相对较小，但是，清教徒式的生活已经成为惯习。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也是在短暂的中断后便恢复常规。这一生活方式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现代放纵式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她们都希望“有大块时间坐下来安静地思考和阅读”，有“更多时间用于思考，不被干扰”。她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常常是节假日，她们将一天中精力最好的时间—上午，安排思考和写作，持续3—4个小时；中饭后，常常进行1—2个小时的午休，之后再继续上午未完成的写作。晚饭后放松身心，锻炼、散步、聊天、看电视等，之后再开展一些不太费脑筋的工作(读书、备课或指导学生)。这种生活方式，究其实质，与康德生活无异，都是以写作与思考活动为中心的精神活动。只是她们的时间无法被严格切割和规划，而总是被生活杂事所缠绕。她们没有时间社交；与康德通过与人闲谈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活力不同，她们主要是在承担家务、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现实感和人际联系。所以，她们的意识在以书本知识为代表的理念世界和以“此时此地”为焦点的日常生活现实之间不断穿梭，她们可以在完成日常琐事后迅速坐在电脑桌旁继续一篇文章的写作，或者在做饭的时候构思文章。在工作日，她们要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不同事务之间转换注意力，上课与备课要花时间，还要完成学校诸多会议、政治学习、检查和填表事务，只有零星的时间可以用于思考，因此，常常觉得用于研究的时间非常短缺。在连续工作5天之后，她们还需要抽出近1天时间来忙家务，如购物、打扫房间、洗衣服等；对于子女未成年的女教授来说，她们还要辅导孩子功课。于是，她们便总是处在一堆事务要处理而时间却稀缺的焦灼与矛盾之中。

当问及“女学者在男性主导的学术圈中如何实现职业发展”时，大多数女教授认为主要靠自身不断努力。4位教授都认可“学术圈相对公平，只要能做出成果，大家还是承认的”。在这种奋斗中，尤其是在30—45岁的困难日子，她们必须牺牲个人爱好和娱乐，很少享受生活，甚至透支身体，以简单生活确保将时间最大化地投入工作。在X教授那里，“所谓的锻炼就是从学校走到家里”；Z教授在家里练操或做瑜伽；H教授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就是看电视，这与她的专业相关；其他三位教授都谈到，锻炼主要是在小区或公园散步。她们都不去健身房锻炼，因为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在这种奋斗中，她们还需要牺牲某些陪伴孩子的时间。6位教授都表现出虽然竭力平衡家庭和工作，但还是对未能投入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感到遗憾。常见的遗憾是由于缺乏陪伴而导致孩子与人交往能力的欠缺和成绩下滑。H教授谈到：“孩子小时候的口头禅是‘妈妈在学习，不打扰’。她2—3岁时较少出去玩……所以，孩子长大后不会与人交往”。Y教授说：“孩子虽然发展得很好，但她小时候我们太看重成绩，社会性发展不足，导致孩子很内向”。S教授也说：“我出国留学的那一年，孩子从年级前40名掉到年级200名”。

(二)职业与家庭分割或嵌套的空间格局

空间是女性主义的概念。伍尔夫(Adeline V. Woolf)曾将其表述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20]。女教授的生活空间比较有限，主要是办公室和家。S教授谈到：“我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学校，偶尔为了做课题去一下政府部门。”她们较少涉足高消费场所，美容院等现代生活的标配，似乎与她们无缘，去商场购物只是偶尔为之；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女性学者日常工作的地点，对于她们来说有不同的意义。选择在办公室工作为主的女教授，更加倾向于自觉地将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分离甚至对立。6位教授中有1位以办公室为家，选择在办公室工作，“在家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S教授)，办公室白天常有干扰，晚上可集中精力工作。C教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则经历了将工作地点从办公室搬到家里的转变过程。起初由于多年形成的工作惯习，她在家中无法工作，“连回复一封简单的邮件都无法进行”。经过1个月的调适，她才逐渐适应在家工作。她说：“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走路都是跑的，尽量少喝水；在家里更加从容，还可以睡个午觉，也有时间锻炼身体了。”职业与家庭的严格隔离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整体提升，但进一步减少了生活乐趣。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裂缝是“人工的界限，将我们与自己以及与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知识脱离开来”[21]。

在某种意义上，家是体制化权力的屏障，它将体制化的权力隔离在家门之外。女性可以在家这种相对放松的情境里思考。“享受在书房里独处的工作时间，书房也是我的卧房，有我的书架、衣柜和床，特别惬意。”(H教授)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网络在线会议的广泛使用扩展了她们的工作空间，使得在家工作更为便捷。各种跨学校、跨地区的网上学术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极大地节约了旅途耗去的时间。如H教授所言：“7—8月间我参加了8—10个线上学术会议，我觉得网上交流的效果和实地交流差不多。”C教授则将以面对面个别指导研究生为主的方式改为以网络在线会议集体指导研究生为主，指导的频次更多，时间更有保证，更不易受教师个人琐务所影响。

关系是支持女性学者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女性学者日常生活的关键。一方面，关系受制于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及其与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它与女性学者对自我的认知和体验密切相关，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中产生主体意识，并对两者产生反作用。如此，自我、关系、主体性三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不断的交互作用，处于不断地被形塑的过程之中。

(一)反诸己身：抵制沉沦的自我规训

女教授的生活方式是在长期学校制度化的生活中形成的。她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便是优秀、勤奋、刻苦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是敬业、有责任感、渴望得到认可的教师。她们的工作方式、身体活动、性别认知都潜移默化地被体制所影响。这种体制化生活给她们的主体性和女性特质带来一些压抑和损失。正如学者所说[18]12：

女性学者日常生活具有很强的反身性。“自我可被视为个体负责完成的一个反身性规划。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是我们对自己进行塑造的结果。”[22]70－71反身性表现为她们既有内在的自我反思，也试图对日常生活做全景式把握，从而形成个人与当下生活之间的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营造了一种动态的身外之境的状态，使得女性学者对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做全景式的自我观察，她们检视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位置，进而“反诸己身”对个人生活做对象化的自我审视[23]。她们使用反身性视角积极参与专业自我的塑造，其主要策略是划定专业自我和私人自我的严格边界，竭力使两者拥有各自互不干涉的领地。然而，这种二元对立通常使女性学者无法建构完整的真实自我，她们常陷入自己对自己的战争之中，既追求专业自我的完美境界，又被私人自我所困扰，害怕沉沦。沉沦并非是真正的沉沦或堕落，而是由于意志软弱、自我怀疑或遭遇挫折而放弃对自己生活的严格自控，屈从于诱惑、从众、放纵，放弃对专业理想和专业自我的寻求，退缩到私人自我中，成为普普通通的常人和平庸的贤妻良母，陷入细碎琐务和单调日常生活的沼泽地之中无法自拔。

成为教授之后，不易进入核心学术圈、学术资源较为有限制约着女性学者进一步的专业发展，沉沦与奋进仍然是女性学者自我体验中的核心矛盾。X教授年轻时执着于学术理想，做过博士后，曾经在M大学哲学系完全凭兴趣旁听了10年。但是，现在的她有些意气消沉，对于整个教育系统有些悲观失望。她说：

为了抵制沉沦的压力，女性学者竭力与物体和自身搏斗。在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和形象处于男性文化主导的社会注视之下。通过广告、杂志、选秀、影视剧等各种媒介的展示，身体美学的标准全方位向大众渗透。媒体和消费文化在制造女性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同时，开出了治愈“不完美”的处方：包括整形美容手术在内的与美体相关的名目繁多的消费。[24]然而，女教授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却与之迥异。她们不太关注品牌，很少化妆，多是素面朝天。只是在需要体现职业形象的时候，她们才注意一下衣着和外表。多数女教授比较警惕体重的增加，节制饮食，不耽于美食，这与她们的自律文化相契合，经由对身体的控制，获得更强的精神动力。

(二)和谐网络：矛盾关系中的杂糅共生

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处于不断行进的矛盾之中。家庭与工作的矛盾是女性学者遭遇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则是女性与男性两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女性必须竭力将各种关系编织进一个和谐的关系网络体系之中，确保没有人或事被排斥或遗忘。

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社会角色分工固化带来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实地来看，需要两性责任共担及强大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访谈发现，多数女教授(N＝5)借助父母或姐妹的长期帮助(3—15年)来分担家务，走出困境；请保姆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的女性学者是幸运的，她们都有着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即便如此，她们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独生子女。如果能够再次选择，她们还是选择只养育一个孩子。

对于女教授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实现日常生活突围和创生的重要路径。与配偶的伙伴关系，合作教养孩子与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与孩子的亲子关系，陪伴孩子成长，成为孩子的朋友，对于减缓她们的精神压力意义重大。当前的科研评价制度使得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然而，对于女教授来说，和谐的师生关系，关爱学生、引导学生、看到学生成长以及与学生一起成长，这些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师生互动的方式。H教授被迫改变过去每月与全体研究生见面聚餐的习惯，“近一年来没有组织这类活动了”，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变少。另外，参加专业团体、与同事进行科研协同攻关，也能防止惰性与停滞。6位教授中有3位教授隶属于某个专业共同体，与同行制度化地开展协同科研活动，其他3位教授更多是独立的个人工作。

在工作场域中，两性斗争依然持久。多数女教授认为A校仍然在评职称、评课题和评奖方面存在性别歧视。“我们不可能去喝酒、陪领导打球、打麻将。”“男性的社交方式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融入。”学术工作的男性特点，迫使女性走向自我异化。[25]强调普遍性、客观性的男性化学术传统，促使女性学者不得不采取中性化态度与去性别化策略以谋求职业发展。“女性和男性没有任何区别，女性学者可以做得像男性学者一样好”，“在工作中不要想到自己是女性”，女教授们努力淡化性别意识。在这种去性别化的压力之下，个别女教授更进一步内化了男性和主流社会对于女性学者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在执行方面很强，但学术的开拓和原创方面不如男性。我自己做博士生导师，也更倾向于招收男博士。”由此，如果缺乏性别意识，女性学者可能会成为不平等社会性别结构的无意识的复制者。归根结底，正如吉利根指出的，由于男女性别的分割与对立，男人不知道自己已同妇女失去了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了联系。[16]23

(三)主体抗争：结构桎梏下的自我重塑

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地位、角色、群体和制度。教育体系和高校场域构成的社会结构，是每个学者生存与发展的既定制度环境，单凭个人之力是很难改变和撼动的。高校的科层化、学术荣誉分配的等级化、评价僵化使得这一结构对于教师自主性越来越不友好。隐性歧视、社会隔离、刻板印象等使得女性学者的发展雪上加霜。

有研究表明：每个女教师都有其单个的、零散的因应策略，在不断地松动和扭转社会、经济、性别等结构性力量。[11]60对于女教授来说，发挥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自我界定上，即不以外在评价标准(如人才头衔)来衡量自己工作的价值。她们的工作动力更多是来自内在的成就动机。她们并不想去做本专业的“大牛”或“大咖”，而是被内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推动去不断奋斗。诚如S教授所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探究与破解的责任感以及对职业的敬畏感是激发我在专业上不断投入的深层动力。”她们中的多数人(N＝5)认为自己是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学者，以学者的理想在体制化的结构中重建自我的意义感，消解体制中女性的匿名化。

女性行动与突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虽无集体行动的轰轰烈烈，却是细水长流，变成一种微小抗争(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一点点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撬动着结构的限制[11]61。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工作为中心的、从不关注家务的C教授开始转化策略，偏离学校场域，更多地回归生活。品茶、布置房间、侍弄花草，发现诗意生活的美。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批判作为职业的、乏味单调的家务劳动，但是，同时认为：“如果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26]生活和劳动使得学者与书本之外的社会现实建立起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她们获得一种现实感和即时可见的成就感。但是，同时，C教授仍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职业理想，避免自己陷入生活琐务之中。

从深层上看，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两性之间的矛盾都反映了女性对于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理想与现实等两难关系问题方面所遭遇的危机。它推动女性不断批判简单标签化的“女强人”和“贤妻良母”非此即彼的两种角色固化，反思“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希望什么”，重塑女性对自我的认知、理想，努力在不利情境中奋起。女性学者必须在矛盾的两极之间寻求中间点，在亲密与距离、理性与情感、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外在体制与心灵安顿等之间的十字路口寻找出路。如果通过持久的反思和奋斗能在这些矛盾的两极之间获得平衡，战胜异化、苦闷和沉沦体验，女性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自我体验。

正如吉登斯所言，人的最终解放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还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前者体现为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解放政治，后者体现为自我实现的政治，是关于生活决策和生活方式选择与变革的生活政治。[22]200女性学者的自我实现也需要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结合起来：一方面，在社会体制和结构中将女性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被体制客体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女性学者对日常生活方式做更深入的反思与更系统的变革。女性学者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关系和合作共同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后，才能逐渐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

(一)在两性合作中发出女性声音

要求女性学者男性化或貌似中立的中性化，会造成女性学者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偏离和疏离。如果女性学者内化了男性主导的思维，则更会进一步剥夺女性学者和女性学生的发展机遇。因此，女性学者必须强化性别意识，加强对社会性别文化的批判性思考，警惕性别霸权对于女性专横武断的谴责，如女性受歧视、发展不顺利主要是她们自己不努力，抛弃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视野。

无疑，女性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也需要和现行体制配合，而不是对抗。多数女性学者也认可“社会整体上还存在很多不公平，学术圈相对来说还是公平一点”。为此，维持清教徒式的简单生活、压缩娱乐、专注工作依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生活不应该是女性学者生活的全部。女性学者也应该享受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欣赏沿途明媚的风景；营造和谐有力的关系，体会爱人和被人爱的温暖。她们的生活需要同科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建立更多的联系。没有这些，她们将会迷失生命的意义，更遑论发现研究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应该留出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体验和女性的整体处境。每一个女性学者天然就应该成为一位女性学方面的学者，进行更多女性日常生活的叙事、日记和自传等文字的阅读与写作，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女性应大胆而真诚地言说，讲述自我的故事和打动自我的他人故事。正如学者所说[27]：

女性学者写自传也是一种方法。自传关注整体的故事，而不只是行为的片段，它有助于在碎片化的生活中“形成个人生命的连贯感，是逃避过去之牢笼和对未来敞开自我之首要手段”[22]68；自传也是沟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一种通道，使得女性发出自身的声音。有学者认为[28]：

(二)用整合的全人视角去发现真实自我

用整合的全人视角去重建平衡的去体制化生活，是实现女性日常生活突围的重要方法。女性学者的去体制化生活需要相对自主的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的支持，需要在职业发展与家庭和谐、个人发展与专业共同体、科研与教学多重关系中建立平衡。全人的视角应贯穿于女性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之中：她不将学生看做是发表论文的机器，而是以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的观点去看学生发展；不认为人的价值只取决于他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是笃信道德和尊严的价值。

女性学者必须向内寻求真实的自我，依照促进内心完整的方式而生活。她们常常采取家庭生活与工作生活相分离的方法来确保工作效率，以防止自己在日常重复的生活中走向沉沦。然而，专业自我和私人自我并不是分离和对抗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整全生活对于女性学者形成完整的自我认同是必要的。真实的自我应是专业自我和私人自我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使得女性学者能够超越“贤妻良母”和“女强人”的简单对立，建立起一种更为完整和丰满的女性形象。如果我们在研究女性工作与家务劳动的时候，试着将二者整合起来，模糊家庭与工作的界限，用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女性的家务与职业处境，就会为女性创造更多的空间和自主。[11]59

(三)在社会参与中推动高校变革

依靠个体努力去建构去体制化的生活依然是脆弱的，去体制化的生活还需要制度变革的支持。按照现代大学理念来治理教育，建立促进学术自由和民主治校的教育体制，采取性别公平和性别敏感的管理模式，是非常必要的。在女性专业发展相对不利的前提下，高校再实施男女都一样的无差异竞争机制显然会扩大男女教师之间的学术发展差距，现阶段可暂时采取倾斜和有利于女教师发展的过渡性政策和制度保护。[29]与制度变革相伴随的，应该是文化重建，将高校盛行的个人主义文化、派系主义文化变成合作共生的文化。其途径是建立多种意义的共同体，深化学者的身份认同，增强专业联系。

从长远来看，女性学者应该参与公共生活。虽然家庭也具有某种解放的力量，但是，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相对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限制了女性学者对于广阔社会现实的关注，限制了她们的思考空间。与公共领域的脱节，会使得自我跌回自身，蜷缩于私人世界，迷失做研究的意义感。女性学者不仅应该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教育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发表更加积极和活跃的看法。

现实地看，女性学者应积极参与高校治理，争取对女性发展更有利的性别敏感政策(如敦促高校提供更为周全的育儿服务和育儿教育)。女教授数量的提升，女性领导者比例的增加，不断增强的女性主体意识，会逐渐冲击和撬动限制女性专业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结构。并且，女性学者应该更多地参与学术发展共同体，围绕专业发展建立起多元社会网络。女性学者与男性同事之间的经验分享、团队协作，跨专业与跨校的科研合作，都很重要。女性学者之间经常性地互助分享和团队协作、共享生活经验、资深女教授对于年轻女教师的关切与支持，这些对于女性团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形成意义重大。尤为重要的是，培养女性学者带领团队的道德领导力和科研领导力，有助于建立女性学者专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研究揭示了女性学者在异化与真实、理想与现实等多重矛盾之间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作为双重弱势群体，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女性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可供使用的外部资源并不充足。其中，少数女性经过自我奋斗成为优秀学者的经历对于年轻女性教师具有榜样作用，对于优化两性关系、改善高等教育治理也有重要启发意义。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主要聚焦于一所“211工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优秀的女教授，个案数量有限，尚不能反映其他年龄层次、学校类型和学科类别女性学者的日常生活，未来的研究者可朝这个方向做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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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红艳(1975—)，女，湖北随州人，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研究；武汉，430079。Email：chenghongyan1975＠163.com。